高所长让我写一下一年的感想，当时还没有，可是，再看看财审四个部有三个部过关，应差一个部也离过关不远时，顿时百感交集。
2009年年终总结时，李总说“质量控制部就得于维严这样的人来干，好人干不了，赵志新就干不了，我也干不了”，好象说我不是好人，其实我也明白李总是在夸我，夸我工作认真的意思，但是，夸的还不到位，我也是好人，念旧，性情中人，是个作事认真的好人。
2006年，我家属生病，我请了假，可是，中间又不得不去中建西北院办了一点私事，恰好是与武战伟的审计组一起到的西北院，我出于负责任的态度，到审计现场交待了一下西北院的情况，让大家尽快进入状态，基本没有干活，可是，审计费下来老武给我算了1400多元的提成，这个项目的全部提成最多也就是四千元到顶。
一般情况下，锦上添花的事遗忘的快，而雪中送炭的情谊，很难忘记。我记性不好，很多事忘记了，但对于这件事，我一直没有忘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痛苦就来了，2010年年初，定指标时，一部的平均分才59分，一部有年终不达标的危险，老武的个人收成有因此被罚掉的危险。
这才是个开头，中间，也有很多人对我的工作不理解，有抵触，有些表现出来了，有些没有语言表现，我自己感觉出来的（也许没有这么回事，可能是我心虚，压力大，可能看谁都感觉他瞅着我不顺眼），感觉周围的空气一天天变凉，心里挺难过的。
那时，我对外表现的很强硬，其实，心里也是很迷茫的，恰好，当时看到了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中的一句话，那里面有个为人嚣张，但是很有军事天才的将领，叫李如松，其中有一句话说：“李如松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自己是军人，军人就该打仗，打赢了就是道德，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。”这句话点明白了我，我的工作是干质控，干好了工作就是道德，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。
同事朋友的情谊记着呢，但是，工作是不能含糊的。
那时，有些人对打分也很不理解，有些相对低的打分让一些人很受伤，这个我也懂。我上学时，都是削尖了脑袋名列前茅的，考试成绩上中等时都感觉很没有面子，如今，我让人家不及格，甚至零分，人家不痛吗？可是，如果大家都是一百分左右的和谐分，这个打分还有什么意义？又怎么能让业务人员看到自己的差距？又怎么能有提高质量的压力？又怎么能让作的好的人有自豪感？再者，与我关系好的，我给人打个高分，工作不说了，我自己都会对我的人品不自信。想来想去，继续公平吧。
另一个大困惑就是，把握风险应该遵循怎样的度，才能不影响效益，看到办公区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在整底稿，我很上火啊，深怕大家都忙于整底稿影响了效益。
这时，我又想到了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中的清官海瑞，在这本书中，对海瑞是另一种解读。海瑞先辈是清廉，可是，只能将他当成一种理想，是一种符号，可以当成门神贴在门上，安慰一下老百姓的心，但是，不实用，为什么呢？这先辈过于清廉了，而且重要性水平太低了，贪污80贯钱就要砍头，而且要拨皮揎草，整成榜样立在政府门口。水至清则无鱼啊，清廉得当时的皇帝虽然很爱他，但是不敢用他。
我是小人物，不能和海瑞类比，但是，性质也差不多，得把握个怎样的分寸，才能以最低的成本，求得质量的提高。
这些争议很多了，有些人说，有些小项目没有必要搞的那么严，不会有什么风险的。我有时也这么想。
可是，风险到来之前，谁又能确认没有风险？
如孙哲说的，以保护好我们自己为原则吧，如果个别底稿编制日期之类的东西落下了就落下了，太忙，可以后补，审计总结之类的落下了就落下了，可以后补，其他的，该有的就都要吧。我和老江一年来，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审核底稿和报告的。
所幸，年终平均下来，四个部有三个部过关了，只有一个部，相差的也不远，而且，收入比上年也有了很大的提高，我总算心安些了。而对于一部的过关，我不只一次说过我的感觉，感觉他们是胜利大逃亡，为他们叫好，同时，我自己也再一次确认了我选择公正作为信条的正确性，我如果不公正，他们怎么能展现出精彩！
如今，所长和李总都夸质量控制部干的很好，对此，我自己有清醒的认识，业务部门的成绩，都是量化的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收入比上年增长了多少，市场开拓了哪些。而质量控制，怎么才算好，看不出来，高所长和李总可能是在安慰我，鼓励我。
我自己感觉，要走的路还很长，应该作的事还很多，质量控制部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三级复核，概括地讲，应该在于为业务人员服务，将全所的资源、科研成果和智慧整合起来，让所有业务人员都受益。比如，鲍博士关于投资后评价如何操作的书都出来了，应该尽早让业务人员熟悉，来了项目，立即就得知道怎样干活，可是，我前天才知道有这么回事，作为质量控制部人员，这就是我的错了。以后这方面的工作，还要尽量完善。
当然，以后还要继续打分，继续公正，也请大家理解，老于给你打了低分，但是，老于还是你的朋友，老于很想将自己有限的那点业务知识，全部传授给大家，老于也希望从大家那儿学到更多的知识，能作一个称职的质控人员，为业务人员服务的更好。这些都是真话，老于很直，不会说假的。
